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去年人民币汇率升值解决了政策公信力问题。2018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呈现出在市场情绪波动驱动下的双向振荡走势，但是内外部的经济基本面变化状况决定人民币是振荡向上升值还是振荡向下贬值。我们要正确认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具体内涵。有序推进“三位一体”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改进汇率调控机制，加快外汇市场建设，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同时，成功的汇率转型需要一系列配套条件，比如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认为，特朗普的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减税、加息等政策体现的是美国利益第一，即减少美国贸易、财政赤字，增加就业和选票。而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招商引资、出口驱动的增长驱动力构成了冲击。我国的金融乱象产生了溢出效应，即不良资产刚性兑付、通缩输出贸易摩擦以及恶性竞争生态破坏。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及其有效性需要再探讨。我们应警惕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压力再现，如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资本账户管理和非对称性开放的挑战。我们要防范由于价格波动大增、金融自由化、竞争加剧和金融创新带来的不断增加的金融风险。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汪洋教授认为，“8·11”汇改后的资本外逃是非常严峻的，远非外汇储备年度间的数字相减额。2017年的人民币数据与外汇储备数据、外汇占款数据不匹配，值得关注。净头寸的变化与经常账户差额的变化不匹配，显示中国政府外汇资产投资存在资本损失。而未来中国货币政策向正常化回归，不需要外汇占款成为注入基础货币的主渠道。中国人民银行增加流动性，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比如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
